米青和李富安同时出选，是他们看到了机会。

潘训上次之所以能够连任，是因为突然发生的中美冲突，让他得到了广大的民族分子的支持，但是经过四年时间的消磨，这种民族激情已经消磨干净，这几年中潘训有没有特别吸引眼球的政绩，他虽然始终热衷搞教育，但这几年政治力量对比，已经不是几万个老夫子就能决定结果了。

教育虽然是一个惠及全民的事业，可却是一个水磨工夫，需要的耐心的培育和积累，百年树人或许夸张，但百年树校却并不夸张，要建一所世界名校，没有个百来年的积累，是很难达到的。

所以中国目前普及了基础教育，大学却只有50所，大学在校学生不到15万人，而其中负有世界名誉的大学，目前还真的找不出来，最好的大学还是德国人当年在青岛建立的几所大学，最好的大学教授，依然是从德国聘请来的大学教授，毕竟不能指望茅以升这样30来岁的年轻博士，能够拥有普朗特这种大师的水平，他们起码要浸淫个几十年，等他们到50多岁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大师，中国那时候才有可能涌现出一批世界名校。

因此这次是潘训最为虚弱的时候，但执政期间的经济繁荣，还是让他有大量的拥趸，比如很多经济界认识都认为，这些年的繁荣，是跟潘训始终执行的缩减开支政策分不开，潘训通过裁军，第二个任期的四年中，将中国国防军数量降低到了100万人，军费开支缩减到了最高峰的三分之一，同时又通过变卖政府资产和土地等方法，偿还了上百亿政府债务，将政府负债水平降低到了30亿两，已经跟每年的财政收入持平了。

共和国的财政收入并不算多，相比这么庞大的国家。30亿确实少了，但这只是中央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每年还能收到差不多50亿的税收，作为一个地方势力强大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难得了，这其实也算是潘训这几年的一个政治运作结果。

要知道他上任之初，中央财政跟地方财政相比，只占到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当时中央和地方基本上是二八分成的。

潘训通过十几次国会的激烈争斗。才通过了多项财政措施，将财政分配比例提高到了现在的3比5，一个政府最重要的只能就是收税，能收上税也是证明一个政府良性运转的一项重要标志，大明当年灭亡就是因为地方拖延税收，堂堂世界第一富国，税收收入跟同时期的英国差不多，而当时的英国还只是一个吊丝国家，还远不是日不落帝国呢。

同时能提高自己掌握的财政实力，也是一个政客能力的体现。这一点上潘训十分合格。

但即便以潘训的能力，也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现在的国会依然是地方势力的代表，这不奇怪，美国国会同样是各地利益的代表，可既然都是地方势力的代表，那么就天然排斥降低地方财政实力的政策。

潘训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完成的。

第一是改革税制，通过多轮投票通过了将全国性企业的税收交由中央，而将地方性企业的税收留给地方的法案，通过这个法案。铁路公司、制盐公司等大型企业的税收成了国税。

潘训给国会议员的理由是，各地为了税收争斗不休，各自出台了许多争锋相对的政策，比如各地纷纷提高食盐这种必需品在各地的消费税。还呈现出互相抵制的态势，产盐的四川倾向于少税收，可临近的湖南、湖北则倾向于多收盐税。

产煤的北方对南方对北方煤炭收重税很不满；南方则对北方省份对茶叶销售的税收税率颇有微词。同样生产钢铁的山东和东北、上海和广东，都对对方的钢铁产品进入本地十分不友好，出台了许多小动作来限制。广东为了将自己的荔枝卖到北方，就对南洋来的同类产品进行限制。向广东的专门运输南洋荔枝的运输公司收取特别税收。

等等不一而足，各地的官司没少打，在国会中争斗不休。

潘训就利用了这种矛盾，才通过了跨省性的企业都归中央直管的法案。

这个法案的通过，让大企业的税收基本上都归了国库，因此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

当然地方议员不是傻子，很明显山东这种大型企业最多，受损是最大的，因此是坚决的反对派，联合了上海、广东和东北的势力抵制。

但潘训则游说了西部和内陆的大批省份对抗。

跟人们印象中不同的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中，越是富裕的地区越倾向于du立，越是贫穷的地区，反而越是支持中央。

原因很简单，中央财政对贫穷地区的补贴最大，比如贵州的基础教育经费80基本上都是中央补贴的，而山东、山海的基础教育经费，则全部自己承担。

第二是提高关税分配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