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唤的话音落下，黄琼皱了皱眉头道：“你父亲没有卖马给党项人，那么你父亲下属的官员，你也能保证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如果你父亲下属官员做过类似的事，一个御下不严的罪名，你父亲也是逃不掉的。”</p>

“本王知道，我朝凡是群牧监产出的马匹，因为专供我朝官兵使用，是以在马身上都烙印有一定的标志。如果有人在党项人那里，真的看到烙印有肃州群牧监所出马匹烙印，倒也算不上诬陷你父亲。”</p>

对于黄琼的反问，宋之唤长叹一声后道：“以家父的为人，下属几个马场的官员私下贩卖个几匹，还没有打上烙印的幼马，给汉人马贩子的确有这个可能，但是贩卖马匹给党项人根本就不可能。王爷，即便是求财，可求这个财，风险与收益相比简直不值一提。”</p>

“我朝兴起之初，党项铁骑一向为我朝劲敌。太祖入长安，党项铁骑附逆前唐，甚至一度打到了长安城外的灞桥。党项人自由生长在马背之上，可以说会走就会骑马，而党项马又是天下最优良的战马。”</p>

“当年我朝骑兵中大部分的马匹，都是收缴的原本用来驾辕、耕田驽马，只有少量的战马是缴获**的真正战马。不仅马不如，而且自幼务农的农夫，在骑射上也根本没有办法与自幼生长在马背上党项人的对手。”</p>

“几场大战下来，我朝骑兵数量虽说不少，但根本就不是对手。连战连败，逼得太祖皇帝几乎让城别走。如果不是同州一役，桂林郡王以新铸大炮击溃党项铁骑，当时的情况还真不好说。”</p>

“不过虽说同州之战，击溃了党项铁骑。但我朝却始终拿这些机动性极强，又身披重甲的骑兵没有办法。太祖定鼎关中之后，这些盘踞在宥州、夏州的党项铁骑，一直犹如芒刺在背。同州之战后，党项铁骑虽说无力在进攻长安，但却不断的骚扰关中。”</p>

“并派出骑兵，趁着我朝无暇北伐，前唐更加无力控制之机，先后攻占了银州、绥州、静州。太祖皇帝虽多次派遣使者招降，但其拒不归顺不说，还几次杀了我朝的使者。只是齐军主力正在经略关东、江南，实在无力解决此心腹大患。”</p>

“直到江南、两淮评定，太祖皇帝准备分兵伐蜀之前，才派出孟楷指挥三万骑兵，十万步军，携带桂林郡王所铸大炮十门，**万余斤北进，全力解决占据五州之地的党项人。只是即便齐军占据绝对数量优势，可面对强悍的党项重甲骑兵，此役依旧打的异常艰难。”</p>

“虽说党项人只有五州之地，但这一战依旧耗费了整整年余时间，损兵折将三万余，才击杀党项人首领，前唐册封之所谓定难军继任节度使拓跋思谏，彻底平底西北。如果不是伐蜀不需太多骑兵，几乎伤了元气的齐军骑兵，甚至都要影响到后续的伐蜀之战。”</p>

“此役过后，党项铁骑强悍的战力，给朝廷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为了削弱党项人的实力，朝廷除了将党项人一分为三，除一部留在原地放牧之外，大部分强制迁往河西走廊和青海湖周边。为西迁各部党项，强制划定游牧范围。一旦有超过范围游牧者，一律格杀勿论。”</p>

“不仅如此，还将各部设立盟长并授予为都督，原本的酋长、头人分别则为团练使、藩落使等职。但都督虽可以终身不能世袭，由朝廷从各个团练使、藩落使中指定人担任，以从内部分化党项各部。”</p>

“除了这些手段之外，还不断从党项各部之中抽调青壮，与北辽、吐蕃、回鹘诸番作战，从外削弱党项人的实力。太祖年间，桂林郡王讨伐吐蕃，高宗年间，朝廷与南下之北辽铁骑十余场大战，使得党项各部损失惨重，损失丁口十余万有余，至今未能完全恢复元气。”</p>

“除了这些手段之外，还从律法上设置了种种限制。不仅规定党项人马匹，每户放牧马匹不得超过三十匹。养马者如果放牧马匹超过户丁口数量的，每户每丁每年都需向朝廷上一匹马作为赋税。一户若是五丁，便是每年都要上缴五匹马。”</p>

“而放牧牛羊者，则每年需要缴纳的赋税却轻的多，每户每年无论几口则只需上缴三只羊或是一头牛而已。朝廷如此做，就是为了让党项人为了生存，自己便逐步的减少马匹放牧数量，改为以没有什么威胁的牛羊为主。”</p>

“党项人自幼都是生活在马背上，他们可以说是天生的骑兵。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有大量战马的基础上，没有了足够的战马，党项人的骑射也就成了一个空头威胁而已。况且党项人虽说以游牧为主，但受制于游牧地带没有北辽那么广阔的草原。”</p>

“无论是原来所盘踞的夏、宥、银、绥、静几州，以及老巢统万城，水草丰美远不如北辽所占据的突厥故地。虽说马匹产量不少，但远不如北辽数量庞大。即便鼎盛时期，也不过只能做到每军一马而已，远达不到北辽骑兵那种一人三马的数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