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元老院里也找不出一个在蚕桑专业的元老，吴南海对李幺儿这个半路出家的农技员很不放心，因而当初在临高就试验性的养了秋蚕，让李幺儿完全按照书本进行操作，最终结果证明农技书和科教片的确是非常准确的指导材料。每次出现问题，只要按图索骥的进行处理，无往不利。

蚕房即已经落成，李幺儿在山庄里成立了蚕桑生产队，由于山庄里目前的奴仆基本都有活干，所以生产队的成员大多来自善堂的难民――蚕桑户优先。这几十户人家专门安置了一个居民点。男人负责开荒种桑，女人负责养蚕。又从山庄的义塾中选了十几人作为蚕桑训练班的学员。

蚕桑生产队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开辟桑园，种植桑树。进一步扩大桑树种植面积。虽然去年和今年种下的桑树是不能采叶的，但是将来却是有大用的――在农委会的江南规划中，未来的凤凰山庄就是农业专业学校的所在地，多打些基础绝对不亏。如此大手笔的投入就不足为奇。

桑树的适应性强，不论土地贫瘠还是肥沃，干旱或湿润的地区均可生长，种植和管理简单，病虫害少，经济效益却很高，特别是桑叶，在江浙产丝区的，一担桑叶在平均价可卖到白银三钱，当时普遍的平均产量是每亩可产桑叶十二担，即使不养蚕缫丝，只销售桑叶就可得三两六钱收入。相当于一亩可收成三石稻谷的上好水田的收入。

但是能够收入三石稻谷的上好水田很少，能不能每年收获这么多稻谷也有运气的成分，植桑却是坡地、边角到处可种，产叶量也大致稳定。还能获得烧柴和桑椹的额外收入。

在临高的农委会桑园里，采用现代的密植栽桑技术，栽种果叶兼用型桑树，严格管理之下可以达到亩产桑椹1000-2000千克，产桑叶1500千克的水平。

杭州这里，不可能有临高那样的农技农资条件，水热条件也稍逊一筹，因而预估的产量要低得多。种植的种类也以叶桑为主，只准备种十来亩果叶兼用型桑。

李幺儿通过走访生产队的成员，大致知道本地的桑园，基本按照每亩240株的标准栽种的“高干桑”，树干较高。产叶量按照管理精心程度和施肥数量多少有些不同，不过亩产800～1200斤桑叶的平均月产量还是能达到的。

以山庄引入的高产桑树条外加科学管理，李幺儿有充分的信心可以达到亩产1000公斤的水平，

话是这么说，不过这是几年后的事情，眼下凤凰山庄的养蚕业还得依靠外购桑叶过日子。桑叶这东西又不能事先采摘，只能到市场上采购。一旦蚕进入到三眠之后，桑叶的价格就会暴涨，还可能会出现有价无市的状况。所以如何确保蚕业生产队的桑叶供应就成为赵引弓之前最重要的工作。

最为简单的方法，自然是收购桑园或者直接购买桑叶，收购桑园自然最为稳妥，不过一时半会要买入位置合适的桑园并不容易――养蚕场在凤凰山庄，桑园如果距离太远运输成本未免太大。而且桑园的税课很重，现在凤凰山庄里开辟的桑园全是开荒所得，只要衙门里稍微打点停当，就隐瞒着一直不起课，但是已经在册的桑园想不交税赋就难得多了。赵引弓谨慎起见，决定暂时不买桑园――今年李幺儿的工作主要是育种和实验性的缫丝，桑叶的需求量有限，随行就市也无不可。

原本他并不太关心桑叶的供应问题，对升斗小民感到负担沉重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九牛一毛。

但是自从他想搞蚕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控制蚕农，进而控制蚕茧之后，他又有了新得想法：从各方面搜集来得种种情报来看，江南的养蚕业和雷州的糖业一样，是十分依赖于贷款。

在这种行业里，谁能够控制贷款谁就能分得这市场上最大的一杯羹。

通过贷款控制农民，这是天地会的惯用手段，在雷州也是靠着这个逐步搞成雷州糖业组合的，因而他早就在着手准备自己的小额放贷计划了，还让德隆的杭州支行搞了几个方案出来。

而且去年秋天，浙江北部地区，杭嘉湖地区大旱，从八月至十月连续七旬不下雨，农村凋敝之极。虽然江南物产丰饶，没有酿成北方那样的大规模流民暴动，但是现在要恢复生产，蚕桑户对贷款的需求会更为迫切。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计划太理想化了。这里不是元老院掌握了政权的海南，也不是雷州糖业公司这个有暴力支持的托拉斯控制下的雷州。他在这里即没有政治上的暴力基础，又没有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要推行合作社这种新事物，面临的是无人信任的状态。

原本赵引弓打算让德隆在附近丝茧交易发达的几个镇上设立代办点来为蚕桑户提供贷款，不过他很快就发现，本时空的农村的小额信贷几乎全部操纵在当地的地主和中农富农手里的，丝茧行、青叶行也在其中插一脚。共同的特点就是参与放贷者很多，但是每个放贷者的放贷范围又非常小――基本都是本乡本土。

在一个大多数农民的活动范围不超过自家方圆五十里，一辈子也进不了几次县城的时代，冀图设立一个银行让农民主动来贷款，堪称痴人说梦――而且农民是十分多疑的，他们宁肯相信本乡本土的高利贷者，也不会相信突然出现的银行――更不说说什么合作社

蚕农千百年这样经营下来了，是绝不会轻易的参加什么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合作社”的。要让蚕农参加合作社，接受现代蚕业的技术指导，必须得有一个样本来示范参加合作社的种种好处才行。

民国时代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在当地推行蚕桑改良，也是专门在开弦弓村设立了推广所。通过不断的推广宣传，一步一步的才将蚕桑改良做下去的，要不是爆发了抗日战争，完全有可能在当地成立第一个中国的蚕业农合组织――实际上，当时的开弦弓村和附近的一些村落已经隐隐约约有了这样的趋势。

仅仅待在凤凰山庄搞封闭式的小型生产，那是永远也不会也没法子搞出一个合作社的。深入基层四个字并不是白说的。即使是搞农合最为成功的日本农合组织，在一开始说服动员农民入会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的。

这几年浙江的水旱灾害相当频繁，尽管这些灾害造成的后果不象当时的北方中原地区那么酷烈，但是整个农村的经济依然受到很大破坏，无衣无食的灾民很多，自己既然已经联络缙绅办了善堂，收容外送难民，那么这个农合组织也可以打着“善后地方”的牌子来干。

以组织难民生产自救为名目，以慈心堂的名义立一个养蚕缫丝一条龙的示范社。使用难民妇女工作。有办理慈善的这块大义的牌子在，加上一帮子天主教缙绅后盾，又有复社的交情在，自己搞蚕业组合的事情大致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