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们也不推辞张敬修赠送他们自鸣钟的好意，同年之间互相赠礼也是正常，若是拒绝反而显得生份。

这时酒宴已是撤掉，众人品着建宁贡茶，向张敬修问起自鸣钟的运行原理来，刚才冯保也只是为他们说了自鸣钟内的运行系统，对于其中原理，冯保也是不知。

对此，张敬修自是欣然告之，将摆钟中简谐运动的原理解释给同年们听，与这个时代的文科生比，他那点理科知识完全可称得上大牛了。

钟摆的原理并不难懂，翰林们一听就明白了，王家屏还当场做起了实验，用脉搏测试了这原理的正确性。

测试完后，王家屏赞道：“君平真是见微知著，可谓深得格物之道。”

张位笑道：“我倒是更佩服君平这巧思，能用这原理研制出自鸣钟这等奇物。”

张敬修摆了摆手道：“也只能格出这小道了，天地之间，万物皆有其理，还等着我等去钻研探究呢。况且，我虽是探究出这钟摆原理，但自鸣钟的研制，还得归功于那些能工巧匠。”

罗万化摇头道：“不然，道在器先，若非君平格出其中道理，工匠又如何得以制出这自鸣钟？”

众人听了都是深以为然，道器之论，早有定说，和内圣外王一样，这个时代的读书人普遍是重道轻器。但张敬修深知，道固然是至理，极为重要，但道的运用，即‘器’在某种程度，比道更为重要。

这道与器之说出自易经，‘道无形，形而上，器有形，形而下’。老子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乾坤和阴阳交易的法则和规律，是‘形而上’；而器则是依据道而生成的有形之物，是‘形而下’。老子又说，仆（道）散则为器，也就是道在器先。至于理学，也是认为‘气化为道，理在气先’，进一步将道本器末论继承下来。

可以说，正是因为这样的理念根深蒂固，才导致中国古代的科技进步缓慢，难以形成质的飞跃。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有两个高峰时期——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

春秋战国时，不仅思想上百家争鸣，天文历法、农田水利等技术也开始完善，木匠祖师爷鲁班、墨家的墨子、法家的管子等都是同时代顶尖的科学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涌现出大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等人，正是这些科学巨人，使得古代中国的技术领先了一千多年。而这两个高峰时期，都处于战乱之时。

在张敬修看来，这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当权者往往会加强对百姓们的思想控制，严重制约了科技的发展，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理论研究也较为贫乏，很多已经发现出规律的事情，常被归纳到‘阴阳五行’或‘道’之中，使得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用科学解释的小事，显得模糊且深奥，影响了科学理论的传承。

在此时，虽说东方大国的整体科技水平仍领先于西方诸国，但西方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之后，其在科学技术方面呈现的活力，远远不是大明朝可以相比的，若是士大夫们仍是如原时空那般，在自然科学领域，被西方超越是迟早的事！

从二十一世纪而来的张敬修，当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虽只是个文科生，但会用自己的力量去唤起这个时代的科学意识，大明朝人才辈出，只要突破思想的桎梏，必然也能如西方那般实现技术的飞跃。

张敬修抿了口茶，环视着一众同年，众人知张敬修有话要说，都是静了下来，竖起耳朵静听。

张敬修放下茶杯，缓缓道：“道在器先，被奉为正理，然以我看来，实则谬矣。在吾看来，道器本为一体，道在器中，器以载道，无其器则无其道，有其器必有其道，离道言器不可取，可离器言道更是不可，道器二者实无先后上下之分。”

张敬修这话是针对朱熹所谓形而上之道可以离乎具体形器的‘邪说’，不过朱熹的‘邪说’在此时的士大夫心中却是至理，张敬修这种偏唯物的思想反而才是歪门邪道。

这不，沈懋孝就提出了疑问：“自古以来，器不离道，道不离器。可朱子言：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生物之具也。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可见道当在器上。”

朱熹的意思是，理事形而上之道，是事物的根本；气是形而下之器，是构成事物的具体材料，他通过‘道=理，器=气’这一公式，就把道器关系看成理气关系，将它纳入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而关键的是，朱熹是强调，道器之间，是要严格区分上下的，绝不可打乱。